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生存，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

　　--尼采

　　日本人总是为“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所驱使。每一种“名分”，就是一种道德。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恼，只要行为发轫于“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日本人酷爱影视作品中的那种主人公，他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或违背了其他义务，最后无法调和，只好以一死了之的方式，与所忽视的“世界”进行彻底清算。男人和女人、婆婆和媳妇、掌门人和门徒、公司老板和打工仔，都有着各自多样化的“名分”。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名分”网络中找到并恪守立身之“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就是日本人的典范。

　　商人榜样原来一直戴着面具

　　作为20世纪的商人典范，盛田昭夫无疑是最善于在复杂的“名分”网络中把握自己方位的人。

　　盛田昭夫成长于一个传统的日本家庭，在家里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模棱两可或含糊委婉。作为九作工门的嫡传长子，他从小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锤炼了他能够透过一个眼神或是含混其词，抓住特定时间该当恪守的“名分”。及至索尼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时，碰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语境：美国人更喜欢直言不讳和当面锣对面鼓地说“Yes”或“No”。起初，美国人的坦率直言和正面交锋，常常触犯盛田昭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敏感。

　　美日文化差异导致的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索尼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问题上。索尼美国成立不到一年，盛田就提出公司上市计划。他亲自领导索尼小组负责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美国律师不安地发现，许多索尼的合同中都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它详细说明双方将就任何影响一方或另一方履行协议能力的变化进行讨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同？盛田却竭力通过翻译来解释日本的社会习俗，反复强调说明，在日本一个男人的承诺代表了对“名分”所派生义务的恪守，比有约束力的条文更重要；背负“名分”的义务，一个日本男人将无从立足。解释无法消除美国律师的疑虑，盛田昭夫感觉人格受到了污辱。一次，他忍无可忍，宣布计划结束并冲出房间。经由这件事后，盛田意识到掩饰自己情感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克制和隐藏不良情绪，已经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种善于克制和隐藏情绪的功夫得到了回报，盛田被誉为20世纪日本现代化的典范。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盛田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抑或是井深大或是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不戴面具的他---“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在家中，盛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当他需要夫人在身边衬托社交气氛的时候，就希望她到前边来，而在另外的时候，则希望她呆在后面，他坚信她属于那里。对于儿子，盛田是一个强权的父亲，他需要绝对的顺从和服从。什么倾听、换位思考等他在社交场合熟练运用的技巧，在家庭关系中都不复存在。在这里他需要其他人无条件地理解、琢磨他的意愿，并且不打折扣地去贯彻执行他的意志---可以比照的是拿破仑。在拿破仑成为独裁者后，一句悄悄话道出了他独裁者的心态：“我要求人们服从我，哪怕是幻想也得服从。人们应该毫不费力就找到我的幻想，找到我专注于这种或那种娱乐之时的幻想。”

　　或许，唯有在家里，盛田昭夫才卸掉一切伪装，才获得一种本能的释放。长子的话主观色彩或许太过浓烈，却也真实地显露出盛田昭夫的另一面。这个层面在盛田后期的索尼也有体现。

　　颐指气使下的微妙舞蹈

　　索尼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产物。由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撑起公司的董事会，一直是弱小索尼的独门武器。在索尼的早期历史中，盛田表现出一种卓越的倾听客户、市场以及公司董事会声音的能力。当盛田昭夫把索尼带进全新的国际市场，由社会名流担当的公司董事会元老越来越不适应，最后干脆悉数退出索尼舞台，董事会按着盛田昭夫的意志进行了彻底改革---由此奠定了盛田昭夫在索尼的君主地位---到1989年批准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公司的那个董事会，已经沦为盛田昭夫的“部下”。当时30位董事，清一色的索尼公司雇员。26位上层董事是在索尼公司行政阶梯上层的行政人员。这样的董事会基本上只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只能认可盛田昭夫的意向。

　　这就是当时索尼公司独特的语境：在盛田明确表态之前，什么事也不会被决定或有结果；董事长盛田与总裁大贺之间的信号和呼应，成了索尼公司高管们一种微妙的舞蹈，一门必修课。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一次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当时，盛田以一个问题作为会议开场白：鉴于大贺的健康状况，索尼再进入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事业领域是否还是明智之举？在此刻以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特别是因为它的电影知识产权的积累。现在经盛田提醒，他对自己健康的信心严重动摇了。紧跟着他应盛田的要求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价格一直高得不合情理，对方好像把价格锁定在30美元不愿退让；此外他对好莱坞一无所知。……大贺的试探性发言之后是会议休息。然后，盛田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当前的明智做法是取消收购，这就是现在他提议要做的事。在会议记录中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并购。”

　　本来到此为止了。可在那天晚上与委员们一起吃饭时，盛田放下装着绿茶的杯子，有点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沉默。没人插话。当董事会再开会时，大贺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他现在强烈地感觉到，也经过董事长的同意，索尼还是应该实施收购。盛田拍板同意。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盛田在长远问题上一意孤行，可能比任何战略性考虑和权威机构的咨询意见更有决定性作用。商业活动，往往有一种情绪化的力量促使交易做成。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就什么也挡不住，这笔生意非做成不可。“无非是个死！”“就是死了也要做！”没有什么挡得住这股力量。索尼并购哥伦比亚，5年造成31亿美元，亏损。不断攀升的成本可能一点儿也没让他心烦。盛田直觉到在未来的商业争霸战中，好莱坞的知识产权、民众情感的汇集、创造性世界发源地、信息产业的带头羊和软件资源，都将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在其他人局限于经济算计的框框，表现出极大的短视时，盛田已经洞见了21世纪索尼赖以存活的根基---视听娱乐。

　　时间判断力的公正性在21世纪再一次显示了威力。沿着盛田昭夫直觉到的方向，出井伸之统领索尼10年经历了一个时代，把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引入“客厅”，更一举奠定了索尼称雄数字娱乐业的霸主地位。2005年索尼又斥资35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梅，还聘请有深厚影视文化背景的英裔美国人出任索尼公司董事长和CEO，更坚定地向着文化内容产业和娱乐行业转型。这一切都源于那场丧失理智的并购！

　　“两栖动物”独特的紧张与压力

　　颐指气使是日本当家人的一种常态，也可以说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全部交托给家族的补偿或代价。但是这种做派，与全球化市场的运作大相径庭。盛田昭夫当然知道这种矛盾，更知道一个成功的日本商人为摆平这种矛盾所必须忍受的东西。1971年，他在一次乘车时突然在英语字典上偶然看到两栖动物（amphi）这个词，他的神经被触动了，切身的感触突然得到了释放：这个名词最形象地表征出日本商人的特征。在两种文化中穿梭的盛田，通常面对着两个世界、两种世界观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偏离传统；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的张扬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当时，他正在筹建一个男人俱乐部，专门召集日本商业界与金融界的首脑人物，以及冉冉升起的新星们参加，他希望能给商人们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于是便把自己创立的俱乐部命名为“两栖动物俱乐部”，在俱乐部上方有一块铜匾，镌刻着盛田昭夫的心得：“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生存。”在把日本企业领导人描绘成两栖动物时，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两种思维串换所造成的紧张，或许还带有对两种文化融合的绝望。

　　几十年如一日的心理紧张，终于在1993年11月30日那天集中发作，一种巨大的晕眩袭向这位正在打网球的老人，盛田昭夫中风了。在医院持续四个小时的手术中，医生从他的大脑里取出了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凝血块。他的左半边脸和身体已经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但意识清醒。盛田昭夫从此再没有重返索尼公司，1999年10月3日离开人世。

　　在日本人众多“名分”组成的网络中，忠于天皇与家族，是压倒一切的义务。当天皇只具有符号意义时，对家族帝国扩张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了。无论是盛田昭夫还是堤义明，他们为家族的事业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压力、紧张、阴柔、张狂、暴躁、谦卑、坦荡无畏与愁肠百结，常常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而这种“就是死了也干”的精神，正是日本人所推崇的一种“圆熟”境界。在盛田昭夫与堤义明的商业历险中，我们不断见识这种“无我”所带来的蛮横或伟力。这是我们解读日本商人这个“两栖动物”的最好标本。 
 
 

出处：中国管理传播网